而2016年颁布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更是对知情同意原则作了十分细致的规定。

在新时代，做好合宪性审查与宪法解释工作是提升宪法宣传教育实效性，树立宪法权威的重要形式。不读宪法文本，就不知道宪法的具体规定，无法真正体会宪法精髓与要义，更谈不尊重宪法，并在工作中运用宪法。

自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以来，通过宪法凝聚社会共识成为国家生活的主题，宪法日益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让人们感受到宪法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感受到宪法力量。现行宪法颁行以来的五次修宪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每次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与宪法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党的十九大提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已设立，做好合宪性审查工作，积极回应民众的期待是宪法实施的一项重要工作。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凸显了人的主体地位，推动了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如1988年修宪，将私营经济写进宪法，明确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地位。

宪法宣传形式是多样化的，但基础是认真阅读宪法文本。通过宪法凝聚改革的社会共识，为全面推动改革开放提供坚实的宪法基础。法院通过适用这些国内法律不仅直接维护了当事人权益，同时积累了国家实践，为我国影响特定国际法规则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观念更新 贺荣曾经指出，在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国内司法体系主要是承担国内的民商事、刑事和行政案件的审判工作，对司法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作用未能给予足够重视，司法能够发挥的功能未能充分体现。要深入研究沿线各国与我国缔结或共同参加的贸易、投资、金融、海运等国际条约，严格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根据条约用语通常所具有的含义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的目的及宗旨进行善意解释，增强案件审判中国际条约和惯例适用的统一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在频频采取包括街头运动在内的政治性方式的同时，私人也更多地采取诉诸法院的方式参与对外关系。笔者也曾经通过考察中国法院运用国际条约的结构讨论中国法院对于中国和平崛起的作用{3}(P272)。

[3]在法院审查的对外关系案件，美国行政部门经常通过提交利益声明或法庭之友陈述的方式表达其立场，美国在这些文件中往往在一定程度上表达支持外国政府立场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法院细致地解释特定条约条款，从而在重塑国际法律规则以及提高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方面发挥显著的作用是很困难的。

如所周知，虽然诸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之类的条约从性质上说确属条约，但它们旨在规范跨国私人间的民商事关系，其适用原则上不涉及一国主权权威，因而西方对外关系法学者或国际公法学者鲜有讨论此类条约。另一方面，对外关系法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法也有所不同。实践中，法院并不乏就特定涉外案件向外交部征求意见的案例，后者也会出具体意见，但它们都没有被公开。2002年美国通过的《两国贸易促进授权法》第2102条明确规定了美国在WTO及其他多边贸易协定等17个领域的谈判目标，并要求行政部门与国会进行密切磋商。

【摘要】 中国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新近实施了一系列可以被认为是蕴含着新的重大司法政策的措施，即中国法院试图通过强化参与对外关系助力中国的和平崛起，从而实现中国法院的功能再造。就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言，宪法明确规定其有权针对三类对外关系事项行使权力，即决定驻外全权代表的任免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以及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并且在遭遇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共同防止侵略之条约的情况下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4]。最高法院周强院长指出，中国法院审理该案彰显了我国对钓鱼岛海域的司法管辖权。再次是强化履行国际法律义务的国内法建设。

以前述2002年由最高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9条确立的一致解释规则为例，该规则是二元论国家中法院适用国际法的重要方式。统筹谈判资源和筹码，科学决策谈判方案，优化谈判进程。

但无论如何，特定法律没有包含条约适用条款限制了法院适用条约的依据与意愿，而删除原有的条约适用条款尤其可能被法院理解为立法机关反对通过司法途径适用条约。更重要的，解决争端不能被认为是法院唯一能够发挥的作用。

对外关系法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内法与国际法都有所不同。就前者而言，1995年6月最高法院与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六机构联合发布的《关于处理涉外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尤其值得重视。比如，一些国家启动或考虑启动国内法律程序，退出之前接受的条约，从而成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2016年，最高法院相继制定《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2016)以及《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2016)等司法解释，这两份司法解释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法院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举措{36}，有助于我国法院更好地实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等国内法。私人因素的介入或增加对国家在对外关系中的整体性价值与功能带来了挑战。在司法实践中，虽然不乏有法院直接援引特定国际条约作为裁判依据，但绝大多数只在法律说理时予以援引，而不作为具体的裁判依据，至少不明确援引特定的条款款项{38}(P140)。

然而，从对外关系法的角度看，法院参与对外关系既可以通过适用国际法，也可以通过适用国内法。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传统两分法思维已经不足以充分解释与设计一国的法律政策与实践。

另一方面，法院在监督对外关系权力的分配——包括联邦与州之间的关系以及国会与行政部门之间关系——等方面基本没有发挥作用。对我国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助于降低法院参与对外关系过程中的风险。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2009)，可以在各类裁判文件援引作为裁判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中没有包括国际法。诚然，作为兜底条款的第62条第15项为全国人大在和平时期行使条约权限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缔结条约程序法》对于全国人大的条约权限未置一词，使得全国人大无法据此行使条约权力。

第三，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之法治新战略使得中国法院更有可能与必要强化参与对外关系。(二)法院在对外关系法中的作用 美国法院在参与对外关系方面拥有极为丰富的经验{19}(Pviiii)，因此，本文以美国为个案评估法院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亨金注意到，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法院已经增强了保护对外关系行动中私人权益的意愿，但由于法院往往高度重视国家利益的权衡，因而私人诉求获得法院支持的并不多。如所周知，在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问题上，中国整体上属于二元论国家，这不仅使法院往往无法直接援引国际法作为裁判依据，也使我国很大程度上无法通过法院的裁判行动重塑国际法。

当然，由于对外关系的复杂性，包括宪法在内的制定法很难详尽地规定法院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既有规定在实践中往往被灵活地适用，因而司法实践在体现法院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比如，何其生教授提出大国司法概念，结合中国国际民事诉讼制度的若干问题，阐述了大国司法在中国成为大国的情况下应该具有的竞争性、服务性、合作性等司法理念{1}(P133)。

比如，2014年厦门海事法院受理发生在钓鱼岛海域的闽霞渔01971轮船舶碰撞案。国际法日益影响私人利益，私人行动能力不断增强促使私人更多地介入对外关系过程。

然而，在整体的国际关系与一国的对外关系治理趋于法治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法院以及政府的其他部门有必要更新上述传统观念，认识到法院适当参与对外关系非但不会干扰国家的整体外交利益，反而能开辟主张与实现国家利益的新途径，维护对外关系过程中不同行为体的正当权益。因此，我国有必要考虑借鉴美国行政部门在对外关系法诉讼中向法院提交利益声明的做法。

换言之，法院可能影响的并不当然是行政部门基于狭隘部门利益所声称的国家利益，而是真实的国家利益。国际法(如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26条)原则上只规定主权国家在国际层面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不规定它们如何在国内层面实施，而后者对于国际法的有效性无疑至关重要。传统上，一国对于法院参与对外关系的主要顾虑是，在对外事务与纯粹的国内事务间存在差别的情况下，法院参与会干扰一国的外交利益。尤其是，2004年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的Sosa案判决给法院根据ATCA行使管辖权吃了颗定心丸，即私人可以径行根据ATCA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提起诉讼，不需要国会另行制定法律规定诉由{13}。

贺荣就曾指出，中国司法机关应该更加注重具有国际影响的案件的审理，积极在重大法律问题上做出有国际影响力的判决。从争端解决的角度看，根据笔者对数百份涉及条约适用的法院判决书的研读，我国法院对于涉及对外关系的案件是极为谨慎的。

第三，国际法的国内实施日益受到重视。第四，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可以对包括法院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在对外关系领域的行动进行政治上的领导，这可以确保法院的行动符合执政党的对外关系政策。

如前所述，Kadic案后美国受理的ATCA案件大幅上升，但统计数据显示，在绝大多数案件中原告的诉求最终被驳回{21}(P810-811)。事实上，近年来立法部门也加强了具有重要对外关系意蕴的立法工作，以配合行政部门，比如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